我左右为难,去也不是,不去也不是。这时,我的合伙人Alice端着两杯咖啡走进我的办公室,自然地就坐在了那常常给病人坐的椅子上。
“哇,你竟然把那个女人搞定了!看来我当初选你当我的合伙人是个很正确的选择。对了,这咖啡我刚泡的,喝点提提神吧。”她将其中的一杯咖啡递给了我。
我也不推辞,便接了过来:“谢了。”
沉默无言。
许是看出我有什么心事,Alice便开口问:“怎么了?看你好像很郁闷的样子。”
“嗯,”我点了点头,“碰上一些难题。”
“难题?”没想到,Alice竟然掩嘴笑了起来。“快说来听听,是什么难题难到了我们心理学院的才女?”
她觉得难以置信。当然,在大多数人眼里,一个心理学家竟然会想不通一些事。
其实不然,心理学家可以开导、安慰得了别人,但一旦自己真的遇上问题了,也是很难走出来的。
“吴教授,就是我在北大的恩师,他去世了。我想回去参加他的追悼会,送他最后一程,但我??我还是怕碰上他们。”
Alice是我在花旗的知己好友,有些事情她自然是知道的。“这件事看似矛盾,其实一点矛盾点也没有。”
良久,她才给了我这样一个答案。
“怎么会没有矛盾点?沈逸然虽然不是我们系的,但之前我们??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他也选修了心理学,和我去听过吴教授的课,况且还有罗锦月也是吴教授的学生,他们俩一定会去参加吴教授的追悼会的。”
“可这还是没有矛盾点。”
“嗯?Alice,你到底想说什么?”她的回答让我疑惑不已。
Alice轻抿一口咖啡,拿出了她做心理辅导的架势:“你这次回去只是去参加吴教授的追悼会而不是去见他们不是吗?而且你说你已经放下了,所以你根本不用害怕遇见他们,毕竟是他们对不起你。”
“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面对??”
“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??”
“你好好想想吧,可以带薪放假??”最终,Alice扔下这一句话就离开了。
作为我为数不多又知心的朋友,她不过就是想让我好好休息一下,面对现实罢了。
那天下午我很早回家了。吃晚饭时思来想去,还是决定回去。Alice说得对,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面对。
我迅速回家收拾行李,买了当晚最后一班回国的机票。
在通往机场的路上,我发给Alice一条简讯。
“你说的对,我不能一直逃避下去,我会回去面对他们,我要送吴教授最后一程。”
取登机牌,过安检,过海关,登机。飞过太平洋。下飞机,再过海关,取行李。
一天后,我踏上了数年未归的土地。
好久不见啊,北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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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北平后的第四天,便是吴教授的追悼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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